焦点访谈
朱元璋断案

     
     作为有明一代开国之主,朱元璋的才略谋断自非常人可比。坐定江山后,他的一些做法也常常别出心裁,断案即其中之一。不过战场上不循常规,往往能出奇制胜,断案中不循常规却每每伤及无辜。明人在这方面记载颇多,很可见出这位皇上的独异之处。
     据黄溥《闲中今古录》记载:“洪武间,人有随母改嫁事继父者。继父病,割股愈之,有司以孝闻。上曰:"继父是伊父仇人,割父遗体以愈仇人,是不孝也。’乃置之法。睿断若此,岂人能窥测哉?”
     这里的“遗体”指亲生子女。《礼记·祭义》有“身也者,父母之遗体也”之说。出于这样的原因,古人以为爱惜身体等同于敬重父母,“盖以遗体者,亲之枝也,敢不洁乎?不敢不洁,况敢亏焉辱焉,以忝其生乎?”不过,朱皇帝断案时的看法还是出人意料。将这位随母改嫁之子看成是亲生父亲的“遗体”可以理解,而把继父看成是亲父的仇人,则让人觉得难以接受,毕竟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,继父也有养育之恩,而报恩则是人之常情。“有司以孝闻”,表明当时的人们还是把割股愈继父的行为看作是孝行的,然而朱元璋却把它当成了一种罪,让人哭笑不得。朱元璋的将孝行当罪行,大约来自世俗夺妻者即仇人的传统习见,不过,他不曾仔细想一想,女人改嫁也有丈夫已故或者其他种种迫不得已的情形,与夺妻本不是一回事,这样笼统的一概而论,实在是匪夷所思。朕即法,在这里善恶是非被完全颠倒。
     再来看一桩杀子案。据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记载:“洪武中,京民史某与一友为火计。史妻有美姿,友心图之。尝同商于外,史溺水死,其妻无子女,寡居。持服既终,其友求为配,许之。居数年,与生二子。一日雨骤至,积潦满庭,一虾蟇避水上阶,其子戏之,杖抵之落水。后夫语妻云:"史某死时,亦犹是耳。’妻问故,乃知后夫图之也。翌日,俟其出,即杀其二子,走诉于朝。高皇赏其烈,乃置后夫于法而旌异之。好事者为作虾蟇传以扬其善,今不传。”
     史某的妻子以杀死自己与后夫的孩子来报复后夫杀死前夫的行为,可谓残忍之至。然而没有想到,朱元璋竟“赏其烈”而“旌异之”。显然,在朱元璋看来,在忠于前夫与杀死后夫之子两者之间,忠于前夫应该受到特别看重,而杀子正证明了这种忠实的程度,因为这是在断后夫的种,绝仇家的香火。后夫贪恋朋友之妻美色,通过谋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自是一个奸恶之人,然而他不曾料到会因此而连累两个孩子死于非命,而凶手恰恰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这里撇开两个孩子有故无故不论,仅就母子间必然会有的骨肉亲情来说,这位妇人竟能下得了手,可见狠毒非同一般,而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,朱元璋竟把这种狠毒之举看作是忠于前夫的“烈”,不仅不置之于法,还要表彰她。这样“另类”的做法,大概除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外,是不会有人想得到和做得出的。
     同样是杀子,朱元璋对另一桩案件的处理却与前一桩完全不同。据余继登《典故纪闻》记载:“洪武间,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,割胁食之,不愈,乃祷于神,如愈,请杀子以祀,母果愈,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。有司以闻,太祖大怒曰:"父子天伦,百姓无知,乃杀其子,灭绝伦理。’遂捕伯儿,杖之百,谪海南。仍令,自今割股卧冰者,不在旌表之例。”
     这桩杀子案与前一桩事夫以忠不同,为的是为母尽孝,但结局却完全相反。这位孝子虽然孝心至诚,以至于杀子祭神来报答神明佑护,但朱元璋却并不认可这种行为,以为这是“灭绝伦理”之举,将杀子者“杖之百,谪海南”。据何孟春《余冬序录》记载,此事发生后,朱元璋让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,将割股卧冰之类,排除于旌表之外,礼部给出的理由是“且如父母,止有一子,割股割肝,或至丧生,卧冰或至冻死,使父母无依,宗祊乏主,岂不反为大不孝乎?”朱元璋认为言之有理,“诏从之”。同样是杀子,前者以事夫之忠受表彰,后者却因为母尽孝受杖远谪,其中的是非曲直,或许只有朱皇帝自己说得清。杀子尽孝自是一种残忍狠毒愚不可及之举,但究江伯儿本意,不过是为了竭其所能而尽其至孝,在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是在践行朝廷以孝治国的大策。朱元璋重处江伯儿,也许有惩陋习劝世道的用意,但从他让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看,割股卧冰这类孝亲之事,在之前是经常发生且为世人所称道的,江伯儿杀子祀神只不过是这类行为的延伸。因此,在新的旌表办法颁行之前,将江伯儿重责又发配海南,大有不教而诛的嫌疑,此其一;其二,江伯儿尽孝杀子,只是在天伦与孝道之间选择了后者,而这个选择是艰难而痛苦的,对这一点,朱元璋却视若不见,顾及了天伦却漠视了孝道,终使这位江伯儿被放逐天涯,无法尽孝,成了一个“大不孝”之子。
     独具“慧眼”,不循世情常理,是朱元璋断案的一大特点,他对案件的“圣裁”,每每使人瞠目结舌,一时回不过神来,有时还会让人倒吸一口冷气。都穆《都公谭纂》有这样一则记载:“洪武中,京师有刘指挥者,以疾卒,妻击鼓,自陈无子,欲朝廷给养。太祖问之,曰:"汝夫死年若干?’对曰:"年五十。’又问曰:"汝夫以百战得一官,将以富贵遗后嗣耳,而不畜妾,岂非汝之悍耶?本欲斩汝,第念汝夫之劳,着光禄司给与漆碗木杖,日令乞丐功臣之家,以为妒妇者戒。’”
     刘指挥妻子以为自己是有功之臣的遗属,因为没有子嗣,希望能得到朝廷的照顾赡养,这样的要求似乎并不过分。没想到朱皇帝却在她没有子嗣这一点上大做文章:没有子嗣是因为丈夫“不畜妾”,而丈夫“不畜妾”又是因为“汝之悍”。不仅将全部责任推到这位妻子身上,而且视之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——“汝夫以百战得一官,将以富贵遗后嗣耳”,现在却因为妻子的“悍”成为泡影。朱皇帝以这样一种逻辑告诉这位妻子,这样的罪本该杀头,只是“念汝夫之劳”,才改为让你每天去功臣之家乞讨,以教育他人。一件普通的上访事件,倘若不是朱皇帝“仁慈”,几至变成一桩人头落地的罪案。本想多少争得一点朝廷的体恤,不料到头来却被钦定为妒悍之妇,成了一个自招羞辱的反面教员,如此结局,恐怕是这位妻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
     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“洪武中,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,日倚门自炫。有少年眷之,因与目成。日暮,少年入其家,匿之床下。五夜,促其夫入直,行不二三步,复还。以衣覆其妻,拥塞得所而去。少年闻之,既与狎,且问云:"汝夫爱汝若是乎?’妇言其夫平昔相爱之详。明发别去,复以暮期。及期,少年挟利刃以入,一接后,绝妇吭而去。家人莫知其故。报其夫。归乃摭拾素有雠者一二人讼于官。一人不胜锻炼,辄自诬服。少年不忍其冤,自首伏罪云:"吾见其夫笃爱若是,而此妇忍负之,是以杀之。’法司具状上请。上云:"能杀不义,此义人也。’遂赦之。”
     这位少年羡人美色,又与之勾搭成奸,之后又以这位妇人受夫深爱却负心招人奸宿为由将她杀死,这在平常百姓看来必定难逃死罪。唯一可以减轻他罪行的,是他不忍看到他人受冤而“自首伏罪”,但此类情节无法成为他被彻底赦免的理由,至多稍稍从轻发落而已,但不曾想朱元璋却把他当作“能杀不义”的“义人”给放了。想来朱元璋如此断案的本意,是要告知天下妇人守住贞洁,对得起自家男人,做一个有义之人,然而这样的用意却袒护了一个因色起心的偷情者和杀人犯。校尉之妻以色诱人,与人奸宿,有违妇德,应受惩戒,但毕竟不是一种死罪,即或是,也不允许任人杀戮,更何况这位杀人者就是奸宿者。朱元璋从大无理中找出小有理,一切以己意为转移,终于使得天理难容之情,成为天子可容之事。
     皇上的圣断,谁敢不从,又有谁敢不服。然而这样的圣断,不免让人觉得黑白淆乱,是非不明。朱元璋以人所不能窥测的“睿断”,大逞其才智,凭借的是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这种超越常情常理的思维,与这种思维所体现的寻常百姓高不可攀的“理性”,实在让人难以企及。“太祖之识,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”的论调,大概也只可看作臣僚们的马屁,而绝不是他们的真心话。
     《凯风智见:《笑林广记》——清朝人的段子合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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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《文史新说:苏东坡的西湖情节》
     《文史新说:往事越千年 丝绸古道说新疆》
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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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据黄溥《闲中今古录》记载:“洪武间,人有随母改嫁事继父者。继父病,割股愈之,有司以孝闻。上曰:"继父是伊父仇人,割父遗体以愈仇人,是不孝也。’乃置之法。睿断若此,岂人能窥测哉?”
     这里的“遗体”指亲生子女。《礼记·祭义》有“身也者,父母之遗体也”之说。出于这样的原因,古人以为爱惜身体等同于敬重父母,“盖以遗体者,亲之枝也,敢不洁乎?不敢不洁,况敢亏焉辱焉,以忝其生乎?”不过,朱皇帝断案时的看法还是出人意料。将这位随母改嫁之子看成是亲生父亲的“遗体”可以理解,而把继父看成是亲父的仇人,则让人觉得难以接受,毕竟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,继父也有养育之恩,而报恩则是人之常情。“有司以孝闻”,表明当时的人们还是把割股愈继父的行为看作是孝行的,然而朱元璋却把它当成了一种罪,让人哭笑不得。朱元璋的将孝行当罪行,大约来自世俗夺妻者即仇人的传统习见,不过,他不曾仔细想一想,女人改嫁也有丈夫已故或者其他种种迫不得已的情形,与夺妻本不是一回事,这样笼统的一概而论,实在是匪夷所思。朕即法,在这里善恶是非被完全颠倒。
     再来看一桩杀子案。据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记载:“洪武中,京民史某与一友为火计。史妻有美姿,友心图之。尝同商于外,史溺水死,其妻无子女,寡居。持服既终,其友求为配,许之。居数年,与生二子。一日雨骤至,积潦满庭,一虾蟇避水上阶,其子戏之,杖抵之落水。后夫语妻云:"史某死时,亦犹是耳。’妻问故,乃知后夫图之也。翌日,俟其出,即杀其二子,走诉于朝。高皇赏其烈,乃置后夫于法而旌异之。好事者为作虾蟇传以扬其善,今不传。”
     史某的妻子以杀死自己与后夫的孩子来报复后夫杀死前夫的行为,可谓残忍之至。然而没有想到,朱元璋竟“赏其烈”而“旌异之”。显然,在朱元璋看来,在忠于前夫与杀死后夫之子两者之间,忠于前夫应该受到特别看重,而杀子正证明了这种忠实的程度,因为这是在断后夫的种,绝仇家的香火。后夫贪恋朋友之妻美色,通过谋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自是一个奸恶之人,然而他不曾料到会因此而连累两个孩子死于非命,而凶手恰恰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这里撇开两个孩子有故无故不论,仅就母子间必然会有的骨肉亲情来说,这位妇人竟能下得了手,可见狠毒非同一般,而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,朱元璋竟把这种狠毒之举看作是忠于前夫的“烈”,不仅不置之于法,还要表彰她。这样“另类”的做法,大概除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外,是不会有人想得到和做得出的。
     同样是杀子,朱元璋对另一桩案件的处理却与前一桩完全不同。据余继登《典故纪闻》记载:“洪武间,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,割胁食之,不愈,乃祷于神,如愈,请杀子以祀,母果愈,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。有司以闻,太祖大怒曰:"父子天伦,百姓无知,乃杀其子,灭绝伦理。’遂捕伯儿,杖之百,谪海南。仍令,自今割股卧冰者,不在旌表之例。”
     这桩杀子案与前一桩事夫以忠不同,为的是为母尽孝,但结局却完全相反。这位孝子虽然孝心至诚,以至于杀子祭神来报答神明佑护,但朱元璋却并不认可这种行为,以为这是“灭绝伦理”之举,将杀子者“杖之百,谪海南”。据何孟春《余冬序录》记载,此事发生后,朱元璋让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,将割股卧冰之类,排除于旌表之外,礼部给出的理由是“且如父母,止有一子,割股割肝,或至丧生,卧冰或至冻死,使父母无依,宗祊乏主,岂不反为大不孝乎?”朱元璋认为言之有理,“诏从之”。同样是杀子,前者以事夫之忠受表彰,后者却因为母尽孝受杖远谪,其中的是非曲直,或许只有朱皇帝自己说得清。杀子尽孝自是一种残忍狠毒愚不可及之举,但究江伯儿本意,不过是为了竭其所能而尽其至孝,在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是在践行朝廷以孝治国的大策。朱元璋重处江伯儿,也许有惩陋习劝世道的用意,但从他让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看,割股卧冰这类孝亲之事,在之前是经常发生且为世人所称道的,江伯儿杀子祀神只不过是这类行为的延伸。因此,在新的旌表办法颁行之前,将江伯儿重责又发配海南,大有不教而诛的嫌疑,此其一;其二,江伯儿尽孝杀子,只是在天伦与孝道之间选择了后者,而这个选择是艰难而痛苦的,对这一点,朱元璋却视若不见,顾及了天伦却漠视了孝道,终使这位江伯儿被放逐天涯,无法尽孝,成了一个“大不孝”之子。
     独具“慧眼”,不循世情常理,是朱元璋断案的一大特点,他对案件的“圣裁”,每每使人瞠目结舌,一时回不过神来,有时还会让人倒吸一口冷气。都穆《都公谭纂》有这样一则记载:“洪武中,京师有刘指挥者,以疾卒,妻击鼓,自陈无子,欲朝廷给养。太祖问之,曰:"汝夫死年若干?’对曰:"年五十。’又问曰:"汝夫以百战得一官,将以富贵遗后嗣耳,而不畜妾,岂非汝之悍耶?本欲斩汝,第念汝夫之劳,着光禄司给与漆碗木杖,日令乞丐功臣之家,以为妒妇者戒。’”
     刘指挥妻子以为自己是有功之臣的遗属,因为没有子嗣,希望能得到朝廷的照顾赡养,这样的要求似乎并不过分。没想到朱皇帝却在她没有子嗣这一点上大做文章:没有子嗣是因为丈夫“不畜妾”,而丈夫“不畜妾”又是因为“汝之悍”。不仅将全部责任推到这位妻子身上,而且视之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大罪——“汝夫以百战得一官,将以富贵遗后嗣耳”,现在却因为妻子的“悍”成为泡影。朱皇帝以这样一种逻辑告诉这位妻子,这样的罪本该杀头,只是“念汝夫之劳”,才改为让你每天去功臣之家乞讨,以教育他人。一件普通的上访事件,倘若不是朱皇帝“仁慈”,几至变成一桩人头落地的罪案。本想多少争得一点朝廷的体恤,不料到头来却被钦定为妒悍之妇,成了一个自招羞辱的反面教员,如此结局,恐怕是这位妻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
     陆容的《菽园杂记》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“洪武中,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,日倚门自炫。有少年眷之,因与目成。日暮,少年入其家,匿之床下。五夜,促其夫入直,行不二三步,复还。以衣覆其妻,拥塞得所而去。少年闻之,既与狎,且问云:"汝夫爱汝若是乎?’妇言其夫平昔相爱之详。明发别去,复以暮期。及期,少年挟利刃以入,一接后,绝妇吭而去。家人莫知其故。报其夫。归乃摭拾素有雠者一二人讼于官。一人不胜锻炼,辄自诬服。少年不忍其冤,自首伏罪云:"吾见其夫笃爱若是,而此妇忍负之,是以杀之。’法司具状上请。上云:"能杀不义,此义人也。’遂赦之。”
     这位少年羡人美色,又与之勾搭成奸,之后又以这位妇人受夫深爱却负心招人奸宿为由将她杀死,这在平常百姓看来必定难逃死罪。唯一可以减轻他罪行的,是他不忍看到他人受冤而“自首伏罪”,但此类情节无法成为他被彻底赦免的理由,至多稍稍从轻发落而已,但不曾想朱元璋却把他当作“能杀不义”的“义人”给放了。想来朱元璋如此断案的本意,是要告知天下妇人守住贞洁,对得起自家男人,做一个有义之人,然而这样的用意却袒护了一个因色起心的偷情者和杀人犯。校尉之妻以色诱人,与人奸宿,有违妇德,应受惩戒,但毕竟不是一种死罪,即或是,也不允许任人杀戮,更何况这位杀人者就是奸宿者。朱元璋从大无理中找出小有理,一切以己意为转移,终于使得天理难容之情,成为天子可容之事。
     皇上的圣断,谁敢不从,又有谁敢不服。然而这样的圣断,不免让人觉得黑白淆乱,是非不明。朱元璋以人所不能窥测的“睿断”,大逞其才智,凭借的是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。这种超越常情常理的思维,与这种思维所体现的寻常百姓高不可攀的“理性”,实在让人难以企及。“太祖之识,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”的论调,大概也只可看作臣僚们的马屁,而绝不是他们的真心话。
     《凯风智见:《笑林广记》——清朝人的段子合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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